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 - 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止,到场的不是骗子就是无赖,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我们两人臭味相投,我在他的推荐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老枪此时说出了我与他交往以来最有文采的一句话:我们是连经验都没有,可你怕连精液都没有了,还算是男人,那我们好歹也算是写剧本的吧。 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 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出去走走,真的出来了以后发现可以出去走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只好在家里先看了一个月电视,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被束缚在学校,认识的人也都是学生,我能约出来的人一般都在上课,而一个人又有点晚景凄凉的意思,所以不得不在周末进行活动。